榆林得名的时间不算很长久，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打败了其侄儿朱允火文，登上了大宝以后的事，也就是明永乐元年，即公元1403年。

    因是旧战场，榆林得名之初，便有了榆塞、榆关的称谓。当然，由于地处塞上，榆林偶尔也被称为“驼城”。至于有人又把榆林称榆阳，那只是因榆林城地处榆溪河之北的缘故。

    古史、古诗里写到的“榆林郡”、“榆溪塞”、“榆林”，都不是现在的榆林市，大约在榆林的更北边，即今内蒙古的准格尔旗一带地方。榆林定名后，旧“榆林”就已经消失，只是在书籍中尚有存在。沧海桑田，饱经患难的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就连一个地名，也是昔时指彼处，现时在此处，可见世事正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

    如果查阅五千年的中华战争史，民族之间的战争定当在首位，改朝换代的战争也没有民族战争那样频繁。而作为胡边汉塞的榆林，就成了战场，就成了战争的中心地带。早在唐朝，有个叫陈陶的诗人写了一首名曰《陇西行》的诗，就记述了那种可怕的战争。诗曰：“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无定河无疑在榆林境内，那战争的场所当然也就是现在的榆林一带地方了。陈陶所咏不知是唐朝时的事，还是咏史。其实早在唐以前的“六朝”，再以前的汉代，甚至远到周朝，已成大民族的汉族和尚未成汉民族的周人，就对北方的少数民族展开了战争，北方少数民族也步步南侵，力图扩大其地盘。周朝时有周人和拉犹部落之间的长时间的战争，汉与匈奴的战争更是永无停顿。到了横山人匈奴族的赫连勃勃发迹以后，居然自称匈奴族就是正统的夏朝后裔，也就是轩辕黄帝的嫡系子孙，他更将国号也称作“大夏”。可见在中华大地上，所谓“胡汉”，孰胡孰汉，怕是历史老人也难以分剖的。

     榆林寨设立后，榆林就驻有重兵。有明一代，边塞总是不怎么安宁，守边士卒也就得长期留在塞外，固守榆林卫。明嘉靖年间，有一个叫刘燕的人在一首《题榆林》的诗里写道：“千里如飞斥堠明，榆阳自古擅强兵。城悬紫塞云常惨，地拥黄沙草不生。日落边笳悲牧马，天空汉月照连营。谁怜套里中州土，独向丹墀一请缨。”说的就是驻强兵以防胡族人侵的事。嘉靖十八年，更有一个明兵部尚书翟銮，还到榆林巡视，看过《榆林周总兵演武》，作诗以记其事。诗里写道：“鼓角声催万骑雄，旌旗光照百营红。彩标破处弓如月，云阵开时马似龙。重著锦袍春尚浅，高张翠幕日方中。圣恩真见深如海，宁看燕然勒大石。”确凿地记录了驻兵的众多，演武的阵容庞大，朝廷期望这支部队能“燕然勒石”。后来，大概是边塞间的战事不怎么吃紧了吧，万历年间，画家董其昌也到过榆林，写了一首诗叫《榆关》：“榆关霜薄授衣初，漠漠平沙度简舆。赴阙几逢鸿渐侣，望乡犹阻雁来书。曲生风味酩醪近，羽客参差枕梦虚。漫咏陶诗当黄菊，倦游终解爱吾庐。”词意之间很有点随意旅游的味道，虽然也可能是公差，大概倒绝不是为专门阅兵而来。

     高度防范，北地的胡族并未给明朝统治者制造更大的麻烦，但萧墙祸起，崇桢年间，与榆林很近的米脂人李自成，定边人张献忠，却揭竿起义了。闯王、八大王都是边民，家乡都在现今榆林市的版图内，但他们未被征集防边，倒作了绿林大盗，转战整个中土，直到推翻了朱明王朝。天道巡回，朱元璋的儿子朱棣颇有见地地设立了榆林寨，但朱元璋的后代子孙们咸为不肖，他们防得了异族，防不了同族，榆林卫还可能固若金汤，可大明王朝已经被榆林卫近侧的边民给摧毁了，这也常使念书人不由一声长叹！

     吴三桂引狼人室，使得少数民族建立的清朝取代了汉族建立的明朝。但这一个少数民族，是曾建过大全国，后来隐居东北的满族（女真族），还不是被朱元璋们杀败了的蒙古族。所以在清初，同为少数民族的满族便向蒙古族摇起了橄榄枝，说什么“满蒙一家”，化却了从前蒙古族联结汉族消灭了大金国的前嫌，居然是共同来吃汉族这一盘菜了。康熙大帝爱新觉罗·玄烨，就兴头冲冲地来到了榆林，视察旧战场，安抚新疆土。康熙也在榆林写有《出塞》诗：“森森万骑历驼城，沙塞风清碛路平。冰泮长河堪饮马，月来大野照移营。邮签记地旬余驿，羽辔行边六日程。天下一家无内外，烽销堠罢不论兵。”好个“天下一家无内外”，一种踌躇满志的神情，跃然纸上。黄河是他的黄河，风沙是他的风沙，整个中华大地，都归他一人统治，自然是冰伴之长河也堪饮马，沙塞之朔风也觉轻柔，人到此时，心中眼中耳中口中，就唯有愉悦与快意了。玄烨在榆林巡视时写了很多首诗，他还到过定边县的安边堡，冬季坐船渡过黄河，更远望内蒙古河套一带地方，抒发他的壮志，驰骋他的胸怀。他在《西望河套》一诗中写道：“往代存虚议，今为我外藩。河环沙碛暖，境阔草滩繁。错落延绥接，迷离朔漠吞。时巡曾不到，特示抚柔思。”俨然以天下一人自居，好算是出尽了风头。然康熙尽管已扬言“不论兵”，尽管对河套一带的蒙古族表示了特别的“抚柔恩”，他仍然还在筹边，仍然还让榆林一带驻守守边将士。他在一首《晓寒念将士》的诗里写道：“长河冻结朔风攒，带甲横戈未即安。每见霜花侵晓日，最怜将士不堪寒。”康熙是个有所作为的皇帝，他在位的时间很长，差不多是中国历史上龙椅坐得最久的皇帝。虽然晓寒时怀念守边将士有点虚伪，有点笼络人心的味道，可诗言志，自然也抒发了他关怀他的臣民的仁者之心。

    大概守边士卒也需要有精神寄托，也需要休闲娱乐，大概守边将领也需要自壮声威，也需要导引巡视大员流览参观，于是在榆林成为驻重兵的边塞后，渐渐也就有了镇北台，有了红石峡。镇北台是明朝万历年间建筑的一座军事了望台，建在城北的古长城上，底宽80米，台高尚不足30米，可以说既不雄伟，也不高大。兼之地处沙漠之中，台前台后，很少树木，很少生趣，秋来唯见沙蒿摇曳而已。但它总是在高阜处，总可让守边将士登临骋目，以观察敌情，以思念故乡，所以一时就成了一个游览景点。红石块在镇北台西侧脚下，两边是石质悬崖，中间榆溪河清悠悠地流过，倒是个很好的去处。因地造势，人们在两边的石壁上凿了几十处洞窟，作为庙宇，但神像却也不多。它又名雄石峡，雄山寺，到榆林，几乎是非去看一下不可的景点。

     有了这样两处特殊的景点，榆林卫的守边士卒有了个去处，来榆林巡视的大员和后来的商贾也有了个看处，明清以降，文人骚客题写镇北台与红石峡的诗便很多。明崇祯时延绥巡抚《镇北台》诗云：“重镇秋声霁色开，巡行不是为登台。千山远向云霄列，一水还从沙漠来。戌阁崔嵬天阙近，塞垣缭绕地维回。凭高极目狼烟靖，恍是逍遥阅苑偎。”他是官吏，有守土之责，自然时时关心的是“狼烟靖”，只要无战事，就是身处朔漠，也会释然地感到“天阙近”，就是并无花草树木，也似隈傍名花佳卉，恍然于游玩苑林了。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之言。处无可奈何之位的人常有无可奈何之言。清初康熙皇帝巡视榆林后，榆林已大概再也不是军事“重镇”，清人的诗也就有了一些烟火味。有个叫杨盛的人写了一首《镇北台春望》的诗，就很有闲适之感。诗云：“关门直向大荒开，日日牛羊作市来。万里春风残雪后，游人指点赫连台。”这里明显可看到榆林已成了边贸之地。虽然蒙古族的人仍然差不多每天都来榆林，但来了只是出卖牛羊，并不再是拓边用武了。少数民族满族已入主中原，少数民族蒙古族的地位要比汉族高，一时间当然也会息兵罢战，互惠贸易起来。咏红石峡的诗比咏镇北台的诗还要火。这是因为红石峡是稍经雕凿的自然风景，不像镇北台一样纯为人力设造。加之，红石峡的石壁又大可题写，因此就常常激发了一些迁客骚人的兴趣，大笔一挥便有诗留存下来。明万历间，陕西巡抚胡志勇《夏日游红石峡》诗里写道：“边外笳声隔岸还，两山高并夹晴澜。鱼龙拥壁雕房古，鹰隼迎风豹帜闲。折俎壮猷回杀气，倚天长剑截危关。好将能事酬西顾，期列嫖姚伯仲间。”俨然仍以守土之任自居，并吹嘘自己有望成就与霍嫖姚一样的功勋，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就在同一时代，身为延榆绥总兵的傅津也写了一首《游红石峡》的诗：“绿水穿红峡，青山卧白云。潭深鱼自乐，沙阔鸟成群。馨人滩声静，香余梵语闻。临流拼剧饮，回首夕阳曛。”他倒是会享受，他倒是只来这儿看水看山，看有人烧香礼佛。而自己则可任意喝酒，并不管天色的早晚。这首诗已开了榆林旅游的先河，很值得记下。康熙帝巡视榆林炫耀关塞安堵，其实他的巨子也早和他一个鼻孔出气。康熙朝，有个叫贾从哲的榆林副总兵就有一首《题红石峡》的诗：“香阁依岩构，关山望不遮。贤王多款塞，战士尽还家。石块云为蟑，沙堤似雪花。即今堪置酒，何必听悲笳。”诗里透露出榆林已经再不是军事重镇了，守边战士也已经“尽还家”了，此处正好酒聚会。大概就是康熙朝以后吧，榆林已不再是边关要塞，榆林的名气从此也大为下降。

    在红石峡，最引人注目的倒不是志书中的题诗与庙宇，而是石壁上的题字石刻。许是题字后再石刻较省事吧。许多落拓文士都愿把自己的墨迹题写于石崖上，请石匠刻石勒名。石刻中，最以“雄镇三秦”、“中外一统”口气大，仿佛那红石峡就是陕西的龙头，仿佛榆林也可称为陕西的大城市。而本地人题写的忆念蕲王韩世忠的“功迈汾阳”，却又令游人有些伤感。穷山恶水之地，朝廷并不加以周济，还年年要催租征税。而就是这一方的土著民众，却对国家有着深深的依恋，甚至不惜生命愿意保国卫民。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太好了！

     大概就是因为长时期是边关要塞，长时期驻有重兵，榆林也就有机会接纳了不少被朝廷贬逐的官吏，迹近流放的文化人，加上从全国各地尤其是从南方一代抽来的守边士卒，这就活跃了榆林的人际交往，增强了文化氛围。榆林城里现在还流传一种乐曲叫“榆林小调”或“榆林小曲”，是陕北其它县份所没有的一种独特的榆林地方乐曲，演奏者多用管弦乐，打击乐器几乎不用，演唱时，琵琶、阮、胡琴、笛子，一时都被搬了出来，唱的人却无论男妇老少，都唱一种软绵绵的曲调，颇有南国风味。这种乐曲的奇特之处就是南国的曲调伴奏北地的语言，唱者确凿地说他们的祖先是江浙一带人，贬官后流放到了榆林，后人现在就成了榆林城的土著居民。因祖先不忘江南文化，后辈也一传再传三传，使这种乐曲保留了下来。但现在是北方语言唱南方曲调，不伦不类，似驴似马，就有点叫听众很难捉摸与欣赏。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整个陕北只榆林城有，这也可见军事重镇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大概从清初起，榆林就开始由边关军事重镇转化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的所在地。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转折，费力耗财的转折。尽管在明朝，差不多是整整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由守边士卒开始建设榆林，开发榆林，榆林城也开始初具规模，如城里的新明楼、戴兴寺，城外的镇北台、凌霄塔，就都是在正德年间与万历年间所建。但街衢设施，市井贸易，却也有个过程。康熙的儿子雍正于1730年一下子就提拔榆林为榆林府，次年才设榆林县，就是这个艰苦过程的见证。但艰苦过去了，榆林城地方一级行政机构所在地的地位也就巩固了。民国年间，榆林还设过陕北道，那是连陕北的另一重要城市延安也要相形见绌的。榆林已可以说露出了它的峥嵘头角。开始是重要城市就要加强文化教育，还在清朝未灭亡，光绪帝仍当傀儡的1903年，榆林就有了中等教育，建立了榆林中学。1925年，榆林中学更是较早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对陕北的革命起到了培育人才的关键性的作用。

     是重要城市就出人才。民国朝，榆林人张季鸾风流儒雅地开创我国现代的新闻事业，办报纸，倡言论，鼓吹革命，一时间与于右任、李仪祉被喻为“陕西三杰”。他的不朽的业绩在我国现代新闻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他是榆林人民至今仍引以为荣的文化人。也就在张季驾不遗余力鼓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榆林中学又培育了两个未来陕北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一个是安定人谢子长，一个是保安人刘志丹，他们都在榆林中学读书，都是读书期间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尽管刘志丹后来还上过黄浦军校，谢子长后来在山西学兵团学习，但他们的成长过程，却是榆林市给予的。抗日战争和差不多整个解放战争中榆林都是白区，是陕北最顽固的敌占区。可榆林中学应视为陕北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这一点也绝不可否认。

    当然，陕北的资产阶级营垒里也有重要的人物，这要首推驻守榆林的陕北军阀井岳秀。就是这个井岳秀，曾接纳过战败了的抗日民族英雄，“西安事变”的发起人之一的杨虎城将军。就是这个井岳秀，使榆林城周围的县份差不多都成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一部分后，仍为蒋介石坚守孤城，致使中国无产阶级的军队几次攻打榆林城都未克。足见在陕北，清朝开始地理位置已高于延安的榆林，既是革命者投身革命的摇篮，又是反革命势力的顽固的堡垒。

    榆林城是陕北最后解放的一个县城，时间已到了1949年6月，也就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榆林的国民党军阀已可称为蒋介石卖尽了力气，后来气数使然，那已成了几个人的人力绝不可为。

    从明朝，到清朝，到中华民国，历经五百余年的开发建设，榆林已可称为塞上古城。因此榆林刚刚和平解放，它就又成了专员公署的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陕北共设有4个专员公署，即延安、绥德、黄龙、榆林，1956年，黄龙、绥德两个专员公署撤消，所辖诸县分别划人延安地区和榆林地区。从此，将近8万平方公里的陕北大地，就有了两个专员公署，榆林和延安。延安所辖县份比榆林多，但榆林土地面积比延安大，人口也一直比延安多。

    榆林地区还在延安地区的北边，延安的自然条件已使人望而生畏，榆林的自然条件就可想而知更为差劲了。加上国民党军阀的长期的盘剥，榆林的经济就更觉捉襟见肘。解放初期，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外来者羽翼丰满了，纷纷走上全国各地的领导岗位，去接收政权。本地的跟上共产党打江山的劳动人民，也有不少摇身一变，成了党的干部，分赴全国各地。这样，延安就几乎成了一座空城，特别是文化十分落后，人才奇缺。榆林人抓住了这个机遇，一大批又一大批地移居延安，为农经商，就在延安市区站稳了脚跟。现在延安市区的居民，仍有将近三分之一是来自榆林地区的移民。在延安，延安本土语言已很少有人会说，而绥（德）米（脂）方言差不多就成了延安市的方言。

     全国解放初期的榆林市的穷困状况可用一则笑谈作为例证。在整个陕北，长时间流传一句俗语，叫“榆林城请客”，这俗语的含意是榆林人请人吃饭只停留在嘴上，绝不见诸行动，是光嘴溜。有人还嘲弄地作了这样一个解释，榆林人嘴上说请你吃一顿饺子，又会说：“没有肉，有肉咱称上些韭菜，借上些面请你吃顿饺子”。这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就想请你吃饭，这一俗语很长时间使榆林城人感到尴尬。缘何如此呢？这倒不是因为榆林人虚伪，不诚实，而是榆林实在是太穷。自身温饱尚不能解决，吃了上顿没下顿，又怎么能请得起客呢？但应该说榆林人仍然是热情好客的，他想请你吃饭，他对你说了，这也就是友好，就是心已经到了，见不见诸行动，又何必耿耿于怀地加以计较！

    榆林地区素来贫穷，穷根就扎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上。就拿榆林市来说，土地面积相当大，有7053平方公里，是陕西省的第二个土地面积大县（市）。可七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又是“七沙、二山、一分田”，有土皆山，无土是沙，或者根本不能种植，或者粮食产量很低。解放前的陕北民歌中就有这样的歌词：“榆林城来四面沙，缺吃少穿没钱花。”足见榆林的穷首先是农业生产落后，“民以食为天”，打不下粮食，在以农业为压倒一切的年代，就只有可怜又可怜了。因榆林在延安地区以北，地图上在延安的上方，陕北延安地区的群众就把榆林人称为“上头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上头人”成了穷人的代名词。延安地区的那一户农民娶了个“上头人”婆姨，这户农家一年四季便会亲戚不断。不是亲戚间的正常走动，正常交往，而是逃难来了，“脱嘴”（陕北方言，吃白食者）来了，直要吃得这户人家不由暗暗叫起苦来。

     但就在那些特别贫困的年代里，榆林城的黑市（当时粮食不准上市买卖，卖粮即黑市）粮价也并不比延安城昂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作者曾有过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在延安，粮食（小米居多）是被装在大毛口袋里，麻包里，一口袋有一百多斤，一麻包有二百来斤，拉到市场卖，问问价钱，每斤三毛五分左右；在榆林，粮食是被装在毛市布口袋里，每袋多则几十斤，少则十几斤，提到或挑到市场来卖，问问价钱，也是三毛五分左右，而看看质量，显然又比延安市的黑市粮食好。这说明，就在最困难的年月里，延安的粮食仍比榆林多得多，延安有粮，榆林乏粮。可显然地，同是黑市经营，延安人又缺乏经济头脑，一回生意便希望赚上很多，恨不得立即致富。可榆林人懂得薄利多销，懂得生意是细水长流，总得慢慢做，慢慢挣钱。这种黑市粮食，如碰巧摆到了一起，延安人非败北不可。这便说明了榆林人的巧慧。

       还有一件悬殊更大的事是买菜。延安城和榆林城都有菜市，延安城的菜市规模比榆林城的大，品种数量也比榆林城的多，但在延安城买菜，非得有一毛钱以上才可买到，因为卖菜者一般只论斤，不论两，所谓“一把韭菜不零卖”，你要买菜就得买一斤以上，否则你便买不来。而在榆林，有二分钱甚至一分钱都可买到一小把韭茶或香菜，对零售，卖菜者是并不惮烦的。这又说明了榆林生意人的头脑比延安生意人的灵活。改革开放以来，延安城也早已改正了过去的陋习，蔬菜也早已开始论两，开始零卖了。

     尽管会做生意，会精打细算过光景，但地处沙窝子里，居民就是小心翼翼地吃饭每年每人也要吞下几两沙粒，所以榆林人的日子仍是很不好过。全国解放以后，防沙治沙成了榆林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工作，榆林市的历届领导都把治沙的口号喊得山响。治沙，这是人跟自然作斗争，用人力使沙漠变成草原或良田，而沙漠又是漶漫无穷的，这就注定了这项工作的难度，注定了工作的长期性。可勤劳的榆林人民却舍得下身子，硬是要和沙漠作对，硬是要让沙漠驯化。长时期的治沙过程中，榆林人民提出了“人进沙退”的响亮口号，年年坚持，岁岁继续。为了提高质量，保证效益，他们在治沙过程中采取了两步走的过程，即在沙区先搭障蔽，后上乔灌。这样做，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搭了障蔽，就控制了飞沙漫延，上了乔木灌木，就让流沙得以最终固定，得以变成森林或草原。在榆林，这种小片的人造树林或草场处处可见，令人十分叹慰。就是榆林城区西部过去被称为西沙的那块地方，今日也变成了榆林市的有机的一部分，高楼林立，绿树成荫，不是老榆林人再也已经看不出它过去的原貌。

    好在榆林虽然年年遭旱灾，榆林的地上、地下水却不贫乏，而且还可以说很丰富。榆林地表有天然“海子”（湖泊）130多个，最大的“海子”有350亩，这在整个贫水的陕北已属难能可贵。榆林的沙漠里，很浅处就有地下水，就可开采出来用以灌溉、治沙或饮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榆林人充分利用这些水资源开掘了大片大片的稻田，稻谷的产量年年提高，品种也比较优良。现在，榆林已成了陕北的水稻生产基地。榆林大米，是在整个陕北的每一处粮食市场上都可买到的。地下水引来浇田，地上水还可养鱼。在榆林，天然和人工池塘水面可达三万亩，皆可养鱼。榆林城今后肯定会成为北国的鱼米之乡，这并不是空言，这是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的。

    榆林城的饮用水，多半是经沙漠过滤了的水，水质纯净，素有“桃花水”之称。这桃花水也真养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榆林差不多年年遭灾，居民吞糠咽菜，常常是填不饱肚皮，外出逃荒者甚伙。但就是这些逃荒的人，肤色也一般比较好，光洁红润，全不像长期挨饿的样子，这就是桃花水的恩施。榆林城还有两眼饮用泉比较出名。一眼叫榆阳泉，一眼叫普惠泉。用普惠泉和榆阳泉水酿制的老陈醋，酸而香，是烹调佳品，被评为省优产品，在当地很是走俏。用普惠泉水制作的豆腐，更是于鲜嫩中带有韧性，眼看可观其色白而绵软，品尝可知其清淡而纯正，榆林人常把它作为上等菜的作科招待外地宾客。在柏林城，吃一顿可口的油炸豆腐，无异就是品尝了当地的佳肴。

     由于境内有残断的秦长城、明长城，地处长城线上，榆林便一直被称作“塞上”，长时间大概就是个半农半牧区。畜牧业的发达，给榆林的毛纺生产带来充足的原料，明、清时起，榆林就有了皮毛加工业。榆林毛毯以其质量好、花色鲜，一度成为老牌子的陕西名牌产品。不用夸张，一个人出生后便铺上一条榆林毛毯，保养得好，大概临终时这条毛毯仍然完好无损。一条毛毯，有时会是老子铺子儿子铺，儿子铺了孙子再铺，其耐久性往往在百年以上。一度时期，榆林毛毯还曾作过干部工资的标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条榆林毛毯售价是四十多元，一个本科大学毕业的干部的月工资也是四十多元，一个月的工资刚够买一条榆林毛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这种干部的月工资在改革开放后已增加到了四百几十元，榆林毛毯也加价为四百几十元，一个月的工资刚好仍只够买一条榆林毛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干部的工资涨上去了，榆林毛毯却再未提价，这才可以看出人民群众的生活确实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毛毯而外，榆林还加工制造地毯、皮鞋、皮衣，这些产品一般都质料较好，耐穿耐用，唯因榆林地处偏远，工艺落后，市场竞争能力并没多少优势，这也就造成了榆林的皮毛加工业总是在不断发展，也总是飞腾不起来，担负榆林的龙头产品名实难副。

    前边说过，榆林的教育事业比较发达，榆林中学早就小有名气，而确实已给国家培养出了不少的栋梁之材。榆林的民间文化艺术，特色就更加鲜明突出。榆林和延安并称陕北，但延安市的黄陵县，旧称中部，已是陕西省南北的中间地段。所以在延安市，北八县属纯正的陕北原始文化，东南几县就有点串味，就是由陕北向关中过渡的中间地带。而在榆林，十二个县就都可一言以蔽之统称为陕北，毫无例外。陕北旧有的风俗传统，旧有的民间文化艺术，也就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也许是长时期多民族杂处的缘故，陕北民间文化艺术又保留了一些已经消亡了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这就显得丰富而驳杂，瑰丽而土气。延安作为革命圣地，民间文化艺术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得到过开发，不断加工，有时就提高了，有时因取舍不同也就走了样，串了味。而榆林地区的民间文化艺术，却几乎是长时间封存着的，居民们并未经过大的改头换面。所以一经小小的加工提高，立即便展示出勃勃生机。榆林有个民间艺术团，比延安市歌舞剧团建团晚得多，同样以挖掘陕北民间歌舞为己任，可该团近年来突飞猛进地发展，多年来多次出国演出，这就使榆林人脸上个个都生光，就好像在战场上打了胜仗一样。

      榆林城是榆林行署所在地，现已撤地区设市，榆林就成了榆林市的首府。榆林辖管的十二个县（区），历史以来就是不发达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乎长时间被国家列为重点贫困地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神府煤田得以探明，榆林市煤的总储量为2060亿吨，当然是世界级的一个大煤田，令人不禁欢欣鼓舞。靖定天然气被探明，又是一个世界级的大气田。有宝藏，就重点开采。在神府，成立了华能精煤公司，其优质煤已成了国家重工业的原料，还被源源不断地远销海外。在靖定，天然气的管道已铺到了榆林、延安、西安、北京，很快还要输送到上海。这可以看成是榆林这块贫瘠的土地的最大的富有，也可以看成是榆林人民对全国人民的特大贡献。可时至今日，煤田、气田仍没有使榆林腾飞起来，这倒令人不仅遗憾，而且很是惆怅。都以为，一方上地有宝，国家就应该作些让利，很快使这方土地上的人民先富起来，群情昂扬地开发自己的家园，建设自己的家园。否则，像榆林这样地上资源极其贫乏的地区，地下资源也全部由国家重点开采，那是很难打翻身仗的。当然神府煤田已带动了神木、府谷的工业生产，神府一带的人民绝大多数已越过温饱线。靖定天然气田也使靖边、定边的交通变得十分方便，这总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榆林市的土地总面积超过了宝岛台湾，超过了海南省，人口却相对少得多。地广人稀，土地资源的潜力就也很大，总有一天是会派上大用场的。

       作者也在拙著《三秦行吟》里写过镇北台、红石峡，现录于此。《登镇北台》：“春风又送燕归来，清明已过花不开。绿水漾处寒彻骨，黄沙飞时打脸腮。耳边如闻战马嘶，脑际犹留在恬哀。几茎蓬蒿频点首，应是健儿戌边回。”《游红石峡》：“挺拔突兀翠然阁，（注：阁在红石块内。）清沏明媚榆溪河。‘雄镇三秦’多壮语，‘中外一统’有石刻。未必桃源能避世，当有塞外堪唱和。胸中块垒知多少，既可长嗥亦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