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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堡县的县城叫宋家川，地处黄河岸上，是黄河晋陕大狭谷中的一小块平地。有人风趣地说，站在吴堡县城的高山峁上，大吼一声，全吴堡县的人民便都可以听得见。这既说明了这个陕北小县小得可怜，又说明了这个小县的大山高得可怕。就是这样的一块弹丸之地，又没有特殊的地理缘由，吴堡怎么能长期地作为一个县呢？这有历史渊源，准确地说，是战争造就了吴堡县，是南北人种的迁移铸成了吴堡县。

吴堡应该称作吴儿堡。关于吴堡县名的来源，正史上记载不够翔实，稗史倒可慢慢加以考校。原来这是南北朝时大夏国的赫连氏与宋国的刘氏作战，从南边（吴地）俘虏了一些士卒，筑堡寨让他们居住的。宋国的健儿生于吴地，长于吴地，自然该称为吴儿。吴儿们居住的堡寨，叫做吴儿堡，当然也恰如其分。只是年代太久远了，后人们在称谓时省掉了那个“儿”字，单单留下了“吴堡”两字，这就形成了后来的吴堡县。

这段稗史所载究竟准确不准确？至今还没有人专门作过研究，没有出现过在这个领域里的著名的专家学者。但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长期和刘裕建立的宋国对垒，战争频繁，那倒完全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大夏国也曾打败过宋国，俘虏过宋国的兵士，这也是史实。大夏国雄踞陕北，吴堡当时肯定是它的地盘，这仍然不是推测而是真实。有了这几层因素，陕北大地上有块土地被叫作吴儿堡，那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假使历史上吴堡县的居民就是吴儿，就是南人，这也可见我国人口大迁徙的痕迹。可吴堡人于今都是陕北人，吴堡话于今就是一种陕北话，那倒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了赫连氏俘获的战俘全部是男儿，男儿要传宗接代必需有妻室。而安置在陕北吴儿堡的这些吴儿又不可能再回故里娶妻子，大概要娶妻只能娶当地的大夏国女子，大夏国的皇帝系匈奴族，境内肯定也还有汉族居住。所以吴儿所娶妻房不是匈奴人即北方的汉人。几十代传下来，血统早已混杂，肯定地说现在的吴堡人也早已不是过去了的吴国的血统了。可吴堡这个县名还在，吴儿们的灵魂永远不会感到寂寞。

说现在的吴堡话就纯粹是一种地道的陕北话，这也有不尽然的地方。现行的吴堡话，个别单词，个别语汇就有点奇特，奇特得干脆是离了谱了，奇特得干脆让同为陕北人的其它邻县的人感到莫名其妙。普通话里的“我”字，陕北诸县除了地道的老延安话接近外，其它各县均发不出标准音。可八九不离十，虽然说不成那个标准的“WO”，发音总大概是相近的。可在吴堡县，“我”被读为“煤”，发音近如俄语中的“我们”。因了这个“我”字的发音，作者曾怀疑过吴堡人与俄罗斯人的亲属关系。但吴堡地处陕北，俄罗斯远在天边，肯定形不成血缘关系。况“我”为单个的自称，即自己对自己的称呼，“我们”却只少是两人以上的团伙的自称，所以吴堡人读为“煤”的“我”也绝非从俄语中演绎而来。那么还有其它的什么解释吗？现在的江苏浙江人，说“我”也不自称“煤”啊！权录在此，留待后人考证。

吴堡县土地面积小，人口却不算少，全县有7万多人。比陕北延安市的甘泉县，即土地面积相当于5个吴堡县的甘泉县的人口还要多。整个陕北自然条件差，历史以来粮食亩产很低，山坡地长期以来上不了一百斤。地广人稀是陕北的一大优势，正是靠了这一优势，一味广种薄收，陕北人才赖以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息。可吴堡人却失掉了这一优势，在这个县，反倒成地少人多。陕北其它各县，人均占有可耕地多数在20亩以上，吴堡县人均才有3亩多可耕地。因此，同样是土疙瘩林里刨饭吃，吴堡人就要比邻近县的人艰辛得多。在吴堡，发展农业生产常显得捉襟见肘，后劲不足。

可吴堡人是吃苦耐劳的。他们并没有抱怨自己的父母把自己生在这个穷乡僻壤。他们乐观地面对现实生活，而且相信艰苦的劳动可以使生活变得逐渐美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全国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吴堡人就干出了优异的成绩，取得了令全国人民都不禁为之咋舌的惊人成就。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那几年，吴堡人学大寨确实是动了真格的。全县总动员，男女老幼，都成了改变家乡面貌，重整河山的尖兵。吴堡县领导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抓修梯田，县委书记配备一把铁锨，走到哪儿就带到那儿，走到哪儿就干到那儿。县级各单位，各部门，中心工作也是帮农民修梯田，而且都有硬任务，非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不可。在吴堡县的广大农村，修地几乎就是一年四季的经常性的劳动。农民们把修梯田就视作行军打仗一样。在山坡上扎下了营盘，吃在山坡上，住在山坡上，几个村子的劳力集中在一起，为一个村子修梯田。一刹时，铁锨飞舞，镢头雨点般落下，架子车来往不停地穿梭。而修梯田的汉子们，婆姨女子们，一边在拼命地劳动，时不时还高唱一些革命歌曲，夹杂不少欢声笑语，使单调枯燥而又吃力的劳作不至于变得十分地痛苦。“日战太阳夜战星，高悬马灯干革命。”那段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已成了过时的老皇历，农民们每天的劳动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当然，有累倒了的。有累下了病身子的。但死人的事却没有多少发生。血肉之躯啊，有时脆弱的不堪一击，有时却又坚强的拖不垮，累不倒。这当然是凭借一种精神力量，即当时的统帅一切的精神力量毛泽东思想。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苦干了几年，吴堡人挺过来了，吴堡的山川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全吴堡县的山坡可耕地差不多都是梯田。一层又一层，从山底一直盘到山顶，恰如一盘盘卧龙，煞是壮观，煞是好看。

吴堡县坚持修梯田的壮举广为流传开了。改革开放前夜，《人民日报》以醒目的标题刊载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吴堡更红盛了》。这篇通讯，在全中国也都有过不少的震动，吴堡人更觉得大为光彩，大出风头。领导吴堡人大修梯田的吴堡县的一个主要领导人，后来还得到了重用，当了地位显赫的延安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他曾经卖力地大干过，他这位共产党员是对得住吴堡人，对得住全陕北的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叫冯怀亮。写吴堡，作者不能埋没他的名姓。

应该说，吴堡人修的这些梯田并不是花架子，并不是摆设，它给长期吃不饱饭的人确实带来了实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政通人和。天公有意作美，又辅之以风调雨顺。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新修梯田大显威力，亩产高达350斤以上。而尚没有修理过的其它的坡耕地，丰年亩产仍然上不了100斤。这可以道破一个不用争辩的哲理：河山是可以靠人力逐步改变面貌的。人们要生存，就要劳作，有时又会是极其辛苦的劳作。但人们的劳作是有回报的，苍天不负有心人，你多了几分耕耘，自然也便就多了几分收获。吴堡人修下了如许多的梯田，只要善于管护，地老天荒也将存在。它不仅可以使当代的吴堡人得利益，就是子孙万代的吴堡人也受益非浅。可惜的是自从全国不再响亮地提出农业学大寨以来，陕北的农田基本建设虽然年年也在抓，而且是投入大机器操作，造价较高地抓。但规模毕竟小得多了，阵势毕竟也弱得多了。农业学大寨，伟人毛泽东亲自提倡。各级领导干部乃至全中国的农民兄弟都曾积极响应，亲身参与。历史功过，只有留给后人慢慢加以评说。

小小的干旱的吴堡县自然没有大片森林覆盖。除了抓农田基本建设，大修梯田以外，吴堡的农业生产也很难有其它出路。不过，同样地处黄河沿岸的吴堡也盛产红枣。虽然规模并不大，产量也并不多，红枣仍可称为吴堡的一宝。浑黄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啊，你是那样的慷慨，你的河水虽然不能供给人们直接饮用，却又给流经地带来了一些小气候，使陕北的你流过的县份普遍盛产甘甜的红枣。吃枣思源，这也要算黄河留给陕北人民的一个深刻的记忆。记忆中永生，那才是神圣的长生不老。吴堡全县的产枣量并不太多。但县小，农民户均产枣量却又不算太少。因为除了红枣，吴堡农民很难再发展其它家庭副业生产，所以出售红枣，也就成了吴堡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吴堡人自称为枣乡，当然枣子从发展前途上看，最终仍是成不了大气候。但谁不爱自己的家乡，谁不夸自己的家乡，从这一角度思考问题，枣乡这个称谓也倒名可副实，并没有多少虚诞矫饰之意。

除了红枣而外，吴堡县境内还有不少桑树，被陕西省列为全省蚕桑基地县之一。栽桑养蚕，吴堡人历来十分崇尚，这或许也就是他们的祖先曾经是吴人，吴地是丝绸之乡的缘故吧。遗憾的是近年来其它物品飞涨，古老的令中国人十分自豪的真丝真绸的价格并不高。这也就使得除了形成大气候外，兴桑养蚕在陕北只能算是一种辅助性的家庭经济收人，可列为小儿科。

矿产资源中，吴堡县产煤，不是我自称的那个“煤”，而是可炼成焦炭的一种真正的煤，储量还比较丰富。有一段时间，人们也曾把开采煤矿作为发展经济的一个突破口。但神府东胜大煤田很快建成了，正在全方位开采，吴堡的煤比起神府的煤海来，不免就显得逊色，而且急于致富的榆林地区也不会把少的开发资金就下在吴堡县的煤的开采。这块肥肉，就可暂时埋在地下，待将来再发挥优势。吴堡县不是陕北的主要交通要道。唯因和山西省隔黄河相望，所以宋家川大桥建成后，它又成了山陕之间，特别是陕北到山西之间的主要通道之一。吴堡群众在桥建成通车以后，曾编演过一个风趣的文艺节目《看大桥》，演员一口土语，演技十分拙朴，也倒可成为一段佳话。

陕北闹红时期，吴堡县城解放得比较迟。因此，吴堡虽然也是革命根据地之一，但陕北红军和后来从南方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都没有在吴堡扎过大本营。值得一提的是，吴堡倒成了党中央撤离陕北的最后的据点。1947年，胡宗南进攻陕北，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和党中央大本营一起，转战陕北，出没于陕北的千山万壑之中。胡宗南的部下刘戡将军像疯狗一样，紧追不舍。纵然胡宗南部队已经多次吃了败仗，尤其是刚进入延安后就在青化砭、蟠龙、羊马河损兵折将，教训惨痛。可刘戡还是紧跟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后面，随时准备为主子蒋介石立下不朽的战功。1948年2月23日，转战陕北的党中央认为已经完成了在陕北牵制敌人的任务，于是决定东渡黄河，到河北与先期到了那儿的刘少奇、朱德会合。毛主席渡河的地点，就是吴堡县岔上乡川口村。据说渡船行到中流后，站在船内的毛泽东同志还深情地回头望了望，说了句发自肺腑的话：“陕北是个好地方”。

陕北当然是个好地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声都从陕北打响，陕北人民为解放全中国献出了无数的嫡亲儿女，承受了最艰苦的生活的考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都十分怀念陕北，关照陕北。谁要是忘了陕北，就是忘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谁要是轻视或漠视陕北，只能被认为是忘本，绝无多少赞词恭维他。

吴堡县的文化艺术，在全中国都有着一定的地位，占有一席之地。首先，吴堡出了个著名作家柳青。柳青原名刘文华，吴堡县张家山乡寺沟村人。他生于“五四”运动前夕的1916年。自幼聪颖，从家乡小学念书直念到西安的高中。弱冠之年，党中央毛主席长征来到了陕北，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血气方刚的柳青返回故里，当了一名乡文书。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造就人才，柳青在解放区工作，在基层工作，如鱼得水。凭了对生活的观察，凭了对故乡父老乡亲的挚爱，柳青开始了文学创作。他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种谷记》，反映的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陕北农村的现实生活。这部处女之作虽然还不能看成名作，力作，也不是柳青本人的成名之作或代表作品，但是已展示了柳青的才气，使他崭露才华，从此走上了壮丽的文学生涯。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上，柳青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当然也在当时的文艺界引起过非议。1947年8月，即胡宗南进入陕北根据地半年之际，打响了国共决定陕北战场命运的沙家店战役。沙家店在米脂县，柳青也亲自目睹、亲身经历了这场战役。全国解放以后，柳青的成名长篇小说《铜墙铁壁》很快问世，反映的就是沙家店战役中一个粮站的事。柳青当然成了陕西省的一位主要作家，《铜墙铁壁》也被改编成电影，在全中国演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柳青推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品长篇小说《创业史》。其时他已在西安工作，为了深入生活兼任了西安近郊长安县的县委副书记。这部长篇小说，反映的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书中的主人公梁生宝，就是柳青时常关注的长安当地的一个现实的农村基层干部。《创业史》使陕西文学创作在全中国都露了脸，柳青本人也获得了很大的声誉，名重一时。柳青本人写作《创业史》计划的是一部多部头长篇小说，可惜的是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残了他的身体，使他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的1978年便含恨谢世，心愿终未能了。再后来，在全中国范围内，人民公社也一夜之间解体，农业合作化运动也事实上瓦解。但不管怎样，柳青写的是中国现代史上那场人人都经历过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写出了这一典型时代的梁生宝等一群农民的典型性格。所以长篇小说《创业史》是可以永世囹芳的，政治风云肯定掩盖不了它的力透纸背的令读者眼花缭乱的艺术光彩。

柳青还是个有良知、有良心的作家。他在深人生活中爱和生产队的牲口饲养员交朋友，了解了不少饲养牲畜的知识，以后为了帮人民公社更好地养好牲畜，他还写了一本《饲养牲畜三字经》，以大作家而写通俗读物。可见柳青既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又是一个终身和农民亲近的地地道道的农民。

和柳青差不多同时代的另一个吴堡人张天恩，文化艺术造诣也不容忽视。柳青是文人，他的小说写出了一个时代。张天恩却是艺人，不折不扣的民间艺人。他用自己所熟悉的陕北民歌作基础，创作了《赶牲灵》、《跑旱船》这两首陕北民歌。曲调优美，飘逸而质朴，夸饰而不离现实，一时间成了全中国人人都喜爱的陕北民歌，唱红了陕西，唱遍了大江南北，甚至唱到了外洋，显示了无穷无尽的艺术生命力。张天恩早于柳青出生，生于1910年，也早于柳青辞世，殁于1969年。柳青自然不能和张天思齐名，他的作品力道要大得多，其小说价值也要高得多。但同为吴堡文化人的张天恩和柳青，却又可相映成趣，使每一个吴堡县的父老乡亲都会为他们骄傲。

吴堡县地小，吴堡县民穷。“吴堡”二字的得名，却又贴上了因为战争，中国历史上南北人口大迁移的标签。现在的吴堡人，古代“吴”人的血统还有残存吗？这似乎成了一个谁也说不清白的问题。就是那段赫连氏战败刘氏，筑就了“吴儿堡”以安定战俘的野史，也早已变得扑朔迷离，难以作一番翔实的考校了。传说中吴堡境内还有一座“吴王墓”，墓在宏家原村。作者以为，这纯属讹传，真正的吴王，是不可能被葬在陕北的穷乡僻壤的，因为交通不便的古代，吴王既不可能来陕北旅游，也无率兵攻打陕北的记载，作为吴王而客死陕北的事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吴王死于吴地，葬于陕北，也叫人不可思议。那么作者斗胆下个结论，吴堡的“吴王墓”只可能是吴地一位将军的墓，或者一位吴地的宋国长官的墓。就是这位吴地将军或吴地长官，也是战争被俘者之一。只有这种解释，才显得合任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