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边县和延安市的吴旗县接壤,地处保安、安塞之外,当然就只能称作“塞外”。“塞外”有时也称“塞上”,这“塞”基本上是以长城为界,相当于中国西北、东北一带其它地方的“关”,合称——“关塞”。但陕北的“塞外”,又历来是中国本土,这“塞”,也大多是汉人和少数民族的疆域分界而已,“塞外”绝对不等同于国外。
定边县长期属延安府、榆林卫直接管辖,设县较迟,迟至清雍正九年(1731年)才设是县。设县之目的,又是为了“底定边疆”。可见昏庸无能的少数民族满族统治者,把同样是少数民族的蒙古族也当成了异类,所谓边疆,就是陕西省和内蒙古之间的边界。因为定边县实实在在是紧靠着内蒙古自治区的啊。
定边人经常引为自豪的是,定边有“三宝”:食盐、皮毛、甜甘草。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曾组织起打盐队,时常往来于定边。至今,当时打盐队赶性灵的人们传唱的陕北民歌,仍在全国各地的文艺舞台上演唱。“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赶上那个骡子哟走三边。三边那个地方哟有三宝,食盐的个皮毛哟甜甘草。”
民歌里唱的是三边,为什么又统统把“三宝”归人了定边的门下?原来所谓三边,本指塞外的三个叫“边”的小镇,即就是定边、靖边、安边。定、靖从设县以来就是两县,安边却基本上没有设过县。产盐的盐池在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州,县名就叫盐池县。定边有的盐池,只是一些小盐池而已,到了靖边县,基本上就不产盐了,所以食盐这一宝准确的地点就在定边。皮毛、甜甘草,定边的产量也比靖边的高,当然也应以定边县为主。加之,泛称“三边”,定边有其二,靖边只有其一。到了1942年,靖边的县城又已迁移到了张家畔,以此“三边”虽仍是泛称,将“三边三宝”笼统归人于定边也不算错。
定边全县的土地面积有6920平方公里,已大于地球上现存的不少的小国与岛国。但土地宽阔,却并不肥沃;有草滩有农田,宜牧直耕,可惜草滩也不是好草滩,农田也不是好农田,就使这个县的经济长期以来处于不发达地位。定边产的食盐,主要是湖盐,定边县是陕西唯一的湖盐产地。已探明的定边县的湖盐储量有二千万吨,相当可观。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年采盐量才五万吨,根本还不能叫做是开发,大概只能算是小打小闹,勉强使产盐地的居民取得少许实惠,给少得可怜的全县财政收人垫一垫家底而已。
定边产皮毛,羊毛出在羊身上,当然于养羊业有关。定边产一种滩羊,是陕西省独一无二的产滩羊的县。定边又是细毛羊的育种基地,细毛羊从外埠引人,在陕北安了家,十数代乃至数十代繁衍后,目前已经定型,名称也成了“陕北细毛羊”。滩羊与陕北细毛羊,都是以皮毛而闻名,这就使定边的皮毛在陕西省大有名气。羊毛不必细说,单就羊皮而言,因陕北地气冷,冬季的日子很难熬,农民在冬天就爱穿老羊皮祆,借羊子的皮毛以取暖。定边产的皮祆,先是有“羔毛筒子”,即以刚出生或尚未出生的羊羔的皮制作的皮袄,轻便又暖活。后来,人们又精心制作出一种二毛裘,质量并不亚于“羔毛”。定边产的二毛裘叫“九道湾二毛裘”,虽产量不高,产品收益也不算太好。可当地人说起它,都会是津津乐道,如数家珍。
甘草是一味中药,而且是普通的中药,必不可少的一味中药,一般制药厂用量都很大,药材公司也须臾不可缺少。定边县有甘草地380万亩,产量和收购量都占了整个陕西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勿论经济收人,单从人道主义方面来讲,定边群众为保证全县、全区、全省乃至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都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宝”可不可以富定边?理论上讲,有可能。只要是高科技、高投人,最终能导致高产出,二十几万人的一个小县也不愁过不了温饱线,上不了小康线。但就现实的情况而言,“三宝”也还只能被看成是定边经济的组成部分,甚至仅仅是补充部分。定边县全县还没有超过温饱线,许多人家还免不了受贫穷挨饥饿。
“三宝”暂时还不能富定边,到了二十世纪末叶,定边县的又一巨宝终于撩开了面纱,终于被世人发现,这便是沉睡不知几许年的天然气。定边和靖边都产天然气,地下的储存量十分丰富,简直就可以说是一个“气海”,如合理开发,怕是足够几代乃至几十代人使用的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陕西省的省会西安,以及靠近定边的榆林市、延安市,都把渴求而贪婪的目光盯在了定边与靖边,决定把靖、定产的天然气铺上输气管,一直输送到北京、西安,供城市居民做饭使用。呜呼!历来不被中央人民政府重视的定边县终于得到了大城市的青睐,它从地下紧紧和首都北京连接了起来。
经过好几年的铺设管道,今天,“三边”的天然气早已进了北京,进了西安,进了延安。住家户只要一打开开关,燃气灶上便会窜出淡蓝色的火苗,实在是方便得多了,经济卫生得多了。几千年以来做饭烧柴、烧煤,后来又烧气,人工提炼的煤气、液化气、沼气。现在,是现成的早已经大自然神工鬼斧营造好的天然气,谁又能不为之感叹唏嘘。
但这价格低廉、极易采集的天然气,虽然是巨宝,又好象根本不能给定边人民带来丰厚的经济收人。这是因为,中国从奴隶制度时起,就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也就是中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中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是王土,那地下地上的一切宝贵资源就都应该是国有,地方政府是绝对享受不上专利权的。天然气埋藏在定边的地下,北京用、西安用,北京采、西安采,用就用了,采就采了,定边居民并没有垄断这股气、出卖这股气的权力。如此看来,定边县的天然气也只会是无私的奉献了,并不能给原产地以较大的利润。
但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市)一级在定边采集天然气,总还应该是设立一些机构,驻扎一些人马吧。总还要给当地返还部分地皮税的税收吧。况且,“近水楼台先得月”,定边县城居民的燃气,小镇子居民的燃气,扩而大之全县居民的用气,总还会有个交代,会有个许诺,会有个保证吧。我国已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过去的“一平二调”早已被人们认识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挖内地的肉,补经济特区的疮,利用内地的矿产资源去开发东南沿海特区,使内地人民吃了亏,特区人民沾了光,后来也已开始修正。如今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年月,中国西部又有雄厚的矿产资源,千万不要让有人借助开发,从事“掠夺”,再在好听的名义下美美发一注大财,变为名利双丰收,使得西部和东南沿海之间人们的收人进一步拉大,最终人为地制造出更大规模的两极分化。
总之,定边的天然气这一宝,是比原来的“三宝”还要金贵的宝,是应该重重地书上一笔的。定边县位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区)交界处,个别村庄,向来有“鸡叫一声听三省”的说法。四省(区)交界地,这就注定了定边县的邻县也是四省(区)的边陲地,绝不是“白菜心”。这在过去,就是一块“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就是一块“王化难及的地方”,因此也只有安贫守拙,很难求得发而今,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各省(区)都有自己的突出的产品,“王牌”产品。而产品都要流通,变成商品,起码是交换到接壤的省(区)。这样,坏事又变成了好事,定边县又自觉不自觉地会变成商品的中转站,变成交流物资的集散地。定边县人民已经觉察到了自己所处地位的优越性,他们正在商业上大作文章,力图把定边镇建成一处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埠”。当今社会,所有的工农业产品,都是生产者们的利润低.销售者们的利润高。“奸商”早已不再是人们抱愿的对象,高利润也成了合理合情合法的事,愿定边人不要失去这个发财的机会,加大力度从事商品贩运,互补有无。这样,本县的收人自然是相当可观的,而且还促进了省际间的流通,算是尽了一份有高额报酬的“义务”。
在陕北,有两句民谚长期流传,而且传布的很广很远。这便是:“文出两川(指延安市的延川、宜川),武出三边。”中国近、现代史上,定边县并没有出现过赫赫有名的将领,定边也没有办过军校之类的军事学堂,缘何赢得了这样响亮的一个名头?仔细考校起来,怕仍然跟明末农民起义军有关,跟起义军的著名领袖张献忠有关。
张献忠,明、清各类史书上都有传,都被蔑称为流寇。史书上的笼统计载说他是延安府柳树涧人。延安府实在是太大了,大得超过了欧洲的一个小国。那么具体的柳树涧在什么地方呢?经后人考证,它就是现在定边县的学庄乡刘渠村。张姓而住在刘渠,可见张家也并非大户,并非名门望族,倒象是后来才迁进来的住户一样,在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封建社会,这就造就了张家的贫穷,造就了张家在附近一带农村的地位低下。
献忠的父母,大概是没有多少肥田沃土可耕种,一个打草鞋,一个织席,这也倒暗合了“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南瓜”的一句俗语。可彼时陕北有手艺的农民都被称为是“匠人”,是名正言顺的“匠人”,或被普通农民尊称为“师傅”的。这样,就又说明张家的谋生手段是有祖传的。
祖传编织织席,这倒又和东汉末年的枭雄刘备出身相似。刘备未发达时,不是也一口一声地被人们骂为“织席小儿”吗?但家庭出身并没有影响刘备的一生。他在桃园结义了关羽、张飞;他投奔汉末群雄麾下,思结义士,镇压黄巾起义军;他委屈地投奔了曹操“潜伏爪牙忍受”;他叛曹,被曹操追杀的兵败当阳,几乎成了一条丧家犬,他请来了军师诸葛亮,三顾茅庐而委以重任;他东和孙吴,和孙权的妹子结亲而蓄意营造割据局面;他同室操戈,最终是消灭了同宗刘璋,占据了汉中,底定了四川,最终和曹操、孙权对峙,形成了一个三国割据局面,自己也当上了蜀国的刘先主。这便是寒家出贵子的典型范例。
想是纳履可使人联系到绘制人生蓝图吧,许是织席可使人锻炼组织才能却又善于部署军旅行伍吧。儿时的张献忠,就依伏在父母双亲的足下,受双亲的呵护,一日一日看双亲终年劳作,一日一日作着今后发达的梦。长大以后的张献忠没有继承父业,而是四处闯荡,在陕北的每一块地方漫游,简直成了一个流浪汉。又兼打抱不平,又兼行凶杀人,他终于成了朱明王朝的一个通缉犯。但他还是相当能忍受的,他就那样东躲西藏,一边卖体力打工糊口,一边在窥视朝纲,寻找发展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崇祯年间,陕北连年灾荒,人吃人,狗吃狗,乌鸦麻雀啃石头,饥民们是再也生存不下去了,只有铤而走险一条路了。面对流民四窜,面对饿殍载道,腐朽的明王朝的鹰犬们仍是不加抚慰,仍是横征暴敛。这样,陕北各地农民就只有纷纷起义,以拼命来换取衣食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是官家逼出来的。并不是陕北农民的觉悟当时已经很高。
应运而起,张献忠于崇祯三年(1630年)在李自成的家乡米脂县开始造反,而这个时候的李自成,还是一个高闯王部下的愣头小子。
张献忠的人马发展很快,到了李自成终于起义时,他已成了威风凛凛的大将军,成了一支大的农民起义军的不可替代的领袖。张献忠自号“八大王”,根本就没把其他各支农民起义的领袖放在眼里。对于后来成了大气候的李闯王,他也是并不特别垂青,时而联合,时而分道扬镳、各打各的。就是众多的农民起义军推他为统帅时,他也是不尽统帅之义务,自己佯投了明军,让明军去围剿李自成等人的部队。
但张献忠仍不失为一位著名的农民起义军领袖。他保存了实力,蓄势已久后,又一举爆发,和明军展开了生死搏斗。他先后转战豫、陕、鄂、皖等地,把一个北中国搅扰得天昏地暗,飞沙扬石。他的凶狠,似乎并不亚于隋朝领卒开辟运河的麻胡子,是一个人人闻名都为之丧胆的魔王。据说河南、四川一带,小儿夜间啼哭,只要大人说一声“不敢哭,张献忠来了”,就会吓得小儿紧闭了嘴巴。可见张献忠一味是用杀戮争天下,并不善于买民心夺天下,与李自成的“迎闯王,不纳粮”适成了强烈的对照,一劣一优,人人都可评说。
比李自成稍晚一年,张献忠也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取四川,建国号“大西”,称帝。完成了当年刘玄德所走过的历史老路。两位织席业履人家出生的麟儿,都先后在四川建立了自己的小朝廷,这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迹!
张献忠于清兵人关后,引兵拒敌,中箭身亡。败者为寇,当然他也就长时期被明、清统治者像李自成一样,目为流寇。但是他和李自成等人一起曾推翻了一个强大的统治中国二百几十年的朱明王朝。这也就可能是已经拥有了全中国的满清王朝,在年张献忠的家乡设县时,一定要把这个县名为“定边”的缘故。
然则,这“三边”真的就可以长时期地定、安、靖吗?张献忠、李自成以后,陕北农民是一霎时平静了。他们只有默默地低下头,任清廷派遣的地主官吏盘剥,任回回恣意屠杀。很久再没出现过头角峥嵘的人物。
于无声处听惊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来都不安定的安定县人谢子长,永远保不了平安的保安县人刘志丹,高举义旗,在陕北开始闹红。他们相继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组建了陕北游击队,陕甘宁游击队,后来又扩大发展成了陕北红军,最终是建立起一块陕北革命根据地。定边县离保安(今志丹)县不远,当时,陕北红军势力在该县就有渗透,但整个县城还是国统区,还是一潭死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开始了东征、西征。定边就是1936年西征开始后解放的。从此,定边成了后来的陕甘宁边区的组成部分,陕甘宁边区还成立了一个三边专署,其中心地带就是定边县。张献忠的乡民们又一次跟着共产党起义造反,起来闹革命,“武出三边”又成为事实。
定边县已是毛乌素沙漠的南缘,风沙灾害年年有,长期以来得不到扼制。历来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说法。近年来,定边人意识到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可以改造,人力定可胜天!他们开始了大规模的治理荒沙、植树造林活动。堆子梁乡有个农民叫张家旺,挺身而出,毅然决定将全家搬迁到了沙地里,开始和风沙搏斗。尚未见到胜利果实,这条陕北汉子便已患病身亡,只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发妻牛玉琴,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一个陕北农村妇女,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持留在沙漠中,承包沙丘地,用汗水和眼泪浇灌埋在沙坑中的小树,大面积植树造林。一年又一年,风沙年年刮,小树却年年栽,年年长。终于是老天睁了眼,成就了牛玉琴的良苦用心,沙退了,树林蔓延扩大起来了。到了二十世纪末叶,牛玉琴已营造出成千上万亩树林,并且开始有了收益。她还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获了世界级的一项大奖“拉奥博士奖”。定边人真牛,一个姓牛的弱女子就给全县人民赢来光彩,使整个县的名字在全世界叫响,这当然也是应该千古流芳的一个壮举。
定边县的民间文化艺术,和陕北各县的民间文化艺术相似,又引进、吸收、杂糅了邻近省(区)的民间文化艺术,变成了别具一格的新品种,很是具有观赏性。民歌,剪纸、刺绣等民间美术,民间舞蹈,都不乏上乘之作,都有许多可夸耀的东西。唯定边人最爱看戏,尤其是激昂慷慨的秦腔戏。夜幕下,沉沉的沙漠边缘,露天舞台便开始了热闹的演出。一声“我说天哪天哪”,就使无数的冤魂都从天而降,隐埋在这莽莽的沙海中。而看台下的男女观众,却不知已被怨鬼包围,仍在津津乐道地观看着演员们的出色表演,尽量想在戏外再咀嚼出一些韵味来。戏散了,场空了,潜伏在沙漠中的孤魂野鬼也早已无了踪迹。这时候,在空旷的沙地上,又会有人高吼着秦腔,唱给上苍听,唱给脚下无言的沙漠听。这一次,才是看戏人的正宗的秦腔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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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贤礼,1943年1月31日生,陕西延川县人。笔名浏阳河。196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曾长期担任延安地区文化文物局副局长。现为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协会员。196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有散文集《闹红》、《万花山》、《延州列士志》、《地椒》等4部;诗歌集《三秦行吟》、《诗词荟萃》、《延安魂》3部;其它作品尚未辑编成册。 |